五画

    龙

    “龙”是粗鄙之词，指男人的**。在马桥，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咒骂：

    你这条死龙!

    你看他那筒岩（呆）龙!

    龙哎，你踩了我的脚都不晓得么？

    ……

    万玉口里也不干不净，但容不得别人把他骂做龙。一旦蒙受这种侮辱，他一脸涨红，摸到石头就是石头，摸到锄头就是锄头，要跟对方拼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是从县城里回马桥去，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我在他的茅屋前看见他的儿子，被他儿子警觉地挡在门外，朝我吐口水。

    我说我是来看他爹爹的。我的话肯定被床上的万玉听到了。他等我走到床前，突然撩起酱黑色的破蚊帐，一张脸闯上来。“看什么看什么，就这个样!”

    这一点也不好笑。他的脸蜡黄，瘦若干柴，让我暗暗吃惊。

    “好想念你，都要得相思病了。”

    这同样没什么好笑。

    问过病情，我可惜他没有到城里去唱歌，可惜没有吃到县招待所的肉包子。他连连摇手：“做好事，你做好事。搞农业的歌？那锄头尿桶戳里戳气的东西也叫歌？”

    他叹了口气，说最有意思的是从前，从正月到三月八，什么事也不做，天天都是耍，都是发歌。这村发到那村，这山发到那山，好耍得很。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磨，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他眉飞色舞两眼发亮：“啧啧啧，那些妹崽都是豆腐肉，一掐就掐得出水来的！”

    这一天我也无聊，对下流歌有些好奇，央求他唱一点给我听听。他忸怩一阵，半推半就地约定：“这是你要我犯错误的？”

    “我给你买肥皂袜子，你就不感谢一下？”

    他精神大振，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才算是润好了嗓子，运好了气。我突然发现，他如此矫健，如此雄武，病色一扫而光，眼里射出两柱电光。

    他唱了几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他连连摇手，猛烈地咳嗽，说不出话来，手慢慢地伸向床沿。

    “我怕是发不得歌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手很凉。

    “不，你唱得蛮好听。”

    “真的好听？”

    “当然，当然。”

    “你莫哄我。”

    “不哄你。”

    “你说我往后还唱得？”

    “当然，当然。”

    “你凭什么晓得我还唱得？”

    我喝水。

    他目光暗了，长叹一声，头向床里面偏过去：“我唱不得了，唱不得了，这只怪何部长太毒辣了呵。”

    他又开始了对何部长莫名其妙的仇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把一碗冷水喝得足够的长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远处来者不善的鞭炮炸响。我出门一打听，是万玉散发了，也就是死了（参见词条“散发”）。据说他死的时候床边根本没有人，硬了一天多才被隔壁的兆青发现。据说他落气时口袋里只剩下三颗蚕豆，家无隔夜粮。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伢崽，早被他一个远房舅舅领走。他家徒四壁我是看到了的，到处是蛛网和鸭粪，空荡荡的屋里连一个柜子都没有，衣物永远堆放在一个破摇篮里，邻家的小鸡在上面跳来跳去。人们说，他一辈子就是吃了女人的亏，如果不是这样，他婆娘恐怕也不会同他打离婚的，总还要搞一口热饭给他吃吧。

    他连下葬的棺木也没有，最后还是本义出了一箩谷，队上另外补助了一箩谷，为他换来两根杉树，做了个阴宅。

    按照当地风俗，人们在他的棺木里枕了一小袋米，在他嘴里塞了一枚铜钱。给他换衣的时候，兆青突然发现：“他没有龙呵——”

    众人一愣。

    “真的！”

    “真真是没有龙！”

    一个又一个去尸体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男人真是没有龙，也就是没有**，无不惊讶万分。

    到了傍晚，消息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也在乍惊乍疑地交头接耳。只有罗伯有点不以为然，显得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猜也应该看得出来，万玉若不是个阉倌子，为什么连胡子眉毛都没有？他还说，他早就听人说了，万玉二十多年前在长乐街调戏一大户人家的婆娘，被当场捉拿。那东家是长乐街一霸，又是伪政府的团防头目，不管万玉如何求饶，一刀割了他的龙根。

    人们听完这些话，唏嘘不已。联想到万玉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女人面前讨好，给她们干活，替她们挨打，这是何苦来着？打了几十年的雷，没下一滴雨；喂了几十年猪，没吃一块肉，疯了么？作贱呵？到头来，连唯一的娃崽都不是自己的骨肉——人们想起来了，那个娃崽确实长得完全不像万玉。

    没有了万玉，村子里安静多了，少了很多歌声。有时候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尖啸，仔细一听，不是万玉，是风声。

    万玉就埋在天子岭下。我后来上山砍柴，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和残香，还有一碗碗饭作为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忸怩，其中张家坊一位胖妇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猛拍大腿，把万玉嚎啕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

    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吧？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龙（续）

    马桥人的龙有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脸，鱼鳞，等等，一样都不能少。这些龙画在墙上、镜上，柱上，梁上，或者雕花床上，还得配上波涛和云彩，海陆空一应俱全。这样看来，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动物，与远古时代的恐龙也完全没有关系。龙是一种中国式统合和融会，是所有动物的集大成，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概括抽象。

    龙只是一种观念。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象征。有史学家认为它是远古各个部落图腾的融合之物，似乎言之成理。

    把船做成龙形，就成了龙舟。我在马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五月端午赛龙舟作为旧风俗也受到批判和禁止。我只听村里的人说，以前赛龙舟十分热闹，罗江两岸的人总要争个高下，输了的一方上岸以后，每个人都要以裤子包住脑袋，受尽人们的百般嘲笑和羞辱。我还听说，当时的龙舟都是用桐油刷上七七四十九遍，动手造船之前烧香拜神种种繁文缛节不说，造好之后不能雨淋，不可日晒，也不得轻易下水，到了比赛的日子，鼓乐大作，由年轻后生抬往比赛的起点。即便就是沿着江边走，也是船坐人，不能人坐船的。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颠倒。

    他们说，要让龙舟歇气，养足精神，不能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龙又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个气力有限的家伙。

    打车子▲

    “打车子”是铁香的说法，指男女床上之事。这是仲琪偷听到的，传开以后让人们笑了好一些时日，后来也成了马桥的习语。

    汉语中关于食欲的词并不缺乏。表示烹调方式方面，有蒸、煮、炸、炒、爆、熘、煎、炖、腌、酱、卤、焖等等；表示口舌动作方面，有吃、呷、吸、嗍、吞、舔、嚼、咬、含、吮等等；表示味觉口感方面，有甘、辛、咸、苦、辣、酸、鲜、嫩、脆、滑、麻、清、醇、酥、粉等等。比较说来，同是生理的一种需要，关于xing事的词似乎就少得多，完全不成比例。孟子说“食色性也”，语言遗产把孟子这个观点抹掉了一半。

    当然还有一些所谓下流话。这些话大多是一些劣制品，大路货，是随处可见的口腔排泄物，虽然数量并不算少，但毛病似乎太明显。一是彼此雷同，互相重复，了无新意；二是空洞无物，粗略笼统，大而无当，类似政客们的国事演讲，或是文士们的相互嘉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大多是借用词，文不及义，辞不达意，全靠临时性默契来将就，给人张冠李戴指驴为马的荒唐感。“云雨”、“**”、“打豆腐”、“做白案”……全部类如黑帮暗语。人们不得已这样说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了黑帮们心虚闪避的表情，已经在语言伦理中把xing事视同黑帮罪恶——某种怯于明说也怯于细说的勾当。

    这些语词无疑是人类性感粗糙化、公式化、虚伪化、鬼鬼祟祟化的结果。两xing交流过程中的涌动和激荡，来自身体深处的细微颤动和闪烁，相互征服又相互救助的焦灼、顽强、同情以及惊喜，暗道上的艰难探索和巅峰上暴风骤雨似的寂灭之境迷醉之境飘滑之境……一切都隐匿在语言无能深入的盲区。

    一块语言空白，就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次放弃，一个败绩，也标示出某种危险所在。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者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一个化学实验室，对于化学专家来说，不过是一块熟悉的菜园子；对于毫无化学知识的人来说，则不啻于危险无处不在的可怕雷区。一座繁华城市，对于本地市民来说，是无比方便和无比亲切的故土；但对于毫无城市经验的乡下人而言，无异于处处隐藏着敌意或障碍的荆天棘地，让他们总是摆脱不了莫名的惶恐。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一个难以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

    社会学研究过一种“边际人”，大多指从某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人，比如进入城市的乡下人，远离母土进入他国的移民。语言是这些人遇到的首要问题。不管他们是否有钱，不管他们是否有权势，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新的语言，还不能对新的环境获得一种得心应手的语言把握，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无根之感，无靠之感，无安全之感。阔绰的日本人到了法国，其中有一些会患上“巴黎综合症”。勇敢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其中也有一些会患上“纽约综合症”。他们有限的外语，不足以使他们融入异乡的冷土。他们的阔绰或勇敢，不足以让他们免除莫名的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任何一段邻居或路人不可懂的对话，任何一个他们无能命名的器物或景观，都可能暗暗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成为重重包围他们的疾症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把自己关闭在清冷寓所里，对外界作一次次临时性逃离，就像xing交时要避人耳目。

    人并不怕展示自己的身体。在洗澡堂、体检室、游泳场甚至西方某些国家的裸泳海滩，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自在。人只有在xing交的时候才感到关闭窗帘和房门的必要，像一只只企图钻进地洞的老鼠。形成这种差别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我看来，其中一直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对洗澡、体检、游泳一类活动有充分的语言把握，也就有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有效控制，足以运作自己的理智。只有当人们脱下裤子，面对性的无限语言盲区，不安全感才会在不由自主的迷惑和茫然中萌生，人才会下意识地躲入巢穴。他们在害怕什么。与其说他们害怕公共礼教，毋宁说他们在下意识里更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在性的无名化暗夜里迷失。他们一旦脱下裤子，就同样有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如同他们投入了一心向往的巴黎或纽约，但要把寓所门窗紧紧关闭。

    统计表明，“边际人”的犯罪率高，精神病人多。语言把握之外的陌生世界对于边际人来说，是知识力所难及的混沌，最容易瓦解他们的意识和断判力。同样，性的语言盲区也最容易让人出现失常。这也许是性历险的强烈诱惑所在，当然也是色yu为祸的前提。美人计在很多时候可以动摇强大的政治决议、经济谋略、军事格局。一夜风流可以在很多时候消解理智，把当事人轻易抛入险境——就像在马桥人铁香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事情也许是这样的：

    （一）铁香并非不惧卑微和贫贱，但自从发现三耳朵以后，她突然有了一种拯救欲，一种用自己身体创造奇迹的强烈兴趣。如果说她以前曾轻易征服了好几个体面男人，那么过程重复令她乏味。她天生胆大，渴望冒险，于是在三耳朵那里看见了新的战场，看见了更富有挑战性的使命。她此时不再害怕卑微和贫贱，恰恰相反，正是卑微和贫贱迷醉了她，再造一个男人的光荣感使她心潮难平。

    （二）三耳朵做过很多人所不耻的恶行，比如向父母动武，同兄弟打架，从不在村里出工，偷过队上的化肥，还爬过女厕所的墙头等等，铁香以前也对这些事嗤之以鼻。但后来她更愿意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魅力。马桥的瓜果都要因为她而腐烂，马桥的畜生都要因为她而癫狂，三耳朵难道不会因为她而胡作非为吗？三耳朵，不，她现在更愿意叫冤家，她的三冤家——其实不乏侠肝义胆。他为盐午上学的事两肋插刀就是一个证明。如果不是他一直为她发疯，如果他不是被单相思搞得心猿意马，他会闯下那些祸吗？想到这里，她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既有洋洋得意，也有暖暖的感动侵入心田，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

    （三）所谓“强X”事件以后，铁香问心有愧，想对三耳朵有所补偿。因此，对方回村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她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有一种偷偷的释然——两下算是扯平了。特别奇怪的是，她甚至从伤痛里品尝到甜蜜，品尝到了对方一如既往的狂爱。她相信，一个男人只有爱得发狂，才会在绝望之余产生仇恨和暴力。本义以往对她再冒火，也很少动手，通常只是砸点家具以后就背着手出门。文化馆长和照相师傅也对她有过失望，但他们更不会打人，拍拍手就溜得无影无踪。这种宽松和不了了之简直让她愤怒，不能让她找到真正男人的诱惑力。相比之下，她是多么喜欢藤鞭和棍棒，多么迷恋男人用一道道伤痕在她身上留下的猛烈关注和疯狂欲望。好几次，她自己也难以置信，她的***就是在挨打的时候轰隆隆涌上来了，烧得她两颊通红，两腿不停地扭动。

    何况三耳朵对她痴心不变，不时送来女人用品。她把那些东西偷偷藏起来，不时翻出来看一眼，把情夫和老公在床上的天壤之别暗自思忖一番。

    终于，她在一个夜晚走了，再一次投向马桥人“打车子”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巨大语言空白。

    打玄讲

    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轮过很多人，最后轮到罗伯的头上。据说这是公社领导指定的：一定要培养一个老农典型。

    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去公社或县里的大会上发言——那叫做“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社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大家对他的先进事迹肯定会满意。

    复查偷偷交代我，说罗伯是远近有名的老革命，只是脑子有些糊涂，一开口就有点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报告时避免十八扯，实在是困难重重。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容易背熟的东西忘了个精光，萝卜白菜桌子板凳一搅和，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自己找到回路，后来才发现他总是越扯越远，越远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经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看**——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实在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

    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开口就错：“首长们，同志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实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龄从五十六提高到六十五，是为了更加突出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不一样。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看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着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望望天，定下心来，重新开始：“首长们，同志们，我叫罗玉兴，今年五十……”

    “还是错了！”

    “我叫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就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我年龄碍哲学什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经讲过的道理仔仔细细又讲一遍，强调龙家滩的一个老人家七十岁讲养猪的哲学，上了广播；长乐镇一个老人家七十三岁讲养蜂的哲学，上了报纸。你五十六岁比起他们来，实在太少了一点，说不过去的。

    “我早就晓得哲学不是什么正经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产党就是喜欢满妹子胯里夹萝卜——搞假家伙。”

    这些反动话让我吓了一跳。

    正好这时候有个公社干部来了，看见了我们。罗伯迎出门去，说起我们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没有睡醒：“哲学么。学，要学的，不学还行？我昨日学到晚上三更，越学越有劲。伪政府时候你想学进不得学堂门，如今共产党请你学，还不是关心贫下中农么？这哲学是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学得及时，学得好!”

    干部听得满面笑容，说到底是老贫农，思想境界确实高，你看这总结得多好：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

    我暗暗佩服，罗伯随机应变，出口成章，虽然总是睡眼惺忪之相，说起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说到听者的痒处。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从不同乡亲们红脸，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总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碰到喂了猪的人，他就说喂猪好：“自己养的猪，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何必到屠房里去冷脸挨热脸？”碰到没有喂猪的人，他又说不喂猪的好：“想吃肉，拿钱到屠房里去剁就是，几多别脱呵！何必喂猪劳那个神？天天三顿潲，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先喂饱它，你说气人不气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说男好：“做事还是要靠崽，挑得担子使得牛，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说女好：“收了媳妇失个崽，嫁了妹崽得个郎。你看看几个猪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还是女的疼爷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袜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讲来又讲去，倒也不见得是讲假话，倒是句句见真心，讲得实在，雄辩有力，一脸的认真严肃。马桥人说他最会“打玄讲”。玄是玄学，阴阳之学。因是因非，即此即彼，圆融无碍——玄道本就不可执于一端，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么。

    他自己没有子嗣，只有个干崽，是平江县的。根据本地人的习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个撞进家门的客人，就是这个娃崽的“逢生干爷”或“逢生干娘”。罗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贩枞膏，去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刚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爷了一回，以后每次到平江，记得给干伢崽带一包红薯片。他没料到干伢崽后来入了红军，竟当上了将军，进了城以后还接他去南京城。他说他是个没福气的人，出了南京大码头，一进将军的小乌龟车，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忍不住大喊大叫，非下车不可。后来将军只好陪着他走路，汽车在身后慢慢随行。

    他不习惯将军家里没有火塘，没有尿桶，没有锄头。屋后那一块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园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粪吧，又招来将军夫人和两个妹崽捂着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讲卫生，不文明。他一生气，整整一天不吃饭，硬是逼着将军买了张船票送他回马桥。

    “懒！”他说起两个干孙女就摇头，“太科学了，长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猪，纺不得纱，以后如何到夫家放锅？”

    听说将军逢年过节都给他寄钱，我不免羡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睛眨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话？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故事颇感兴趣，觉得这事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密切关系），希望能把它写到发言稿里去。我没料到，一往深里说，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一头雾水。比方说吧，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但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帮，拜把子，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血浆往天上喷，你说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经做田的人，好刚烈的人，好耿直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烟土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动，你为马疤子鸣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的。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你看看，我这个脑壳不是个脑壳了。我说了不讲的，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讲得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奇怪。等他回来，我引导他多回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回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往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肉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散不尽。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混在一大锅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回了家，被陆大麻子抓住以后，差一点也被取了肝肺，幸亏他老娘卖了一口棺材，办了三桌赔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他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老猪嬲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生产。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排练，总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他公社去讲过几回。那以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散发了（参见词条“散发”）。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膏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在田边看住一头牛。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蹽起一只脚给我看。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受伤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此时的他已病入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但他还平静如常地起床放了几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说起了北京的雨。

    打起发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一）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二）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你休想占他的便宜）。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褂子，热得满头大汗。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梓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他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梓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蹽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路过，认出了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口。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功夫，也说不了话，但在檐下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惊吓大家，尤其是惊吓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

    打醮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醮，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口中念念有词。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跑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蒲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从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砾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做“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密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一种名叫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如此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醮，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打醮。

    他说打醮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积德行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若误了农时，伤了农本，你们就不怕老天降罪？各路杆子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角表示立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从此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在木笼子里示众三日，穿铁丝的**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炸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血从刀眼里喷出来，溅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他杆子另眼相看。

    从那以后，马疤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他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做“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腿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魁元离开我家之后，并没有回乡下去。大概十来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下的字。写字人的笔头显然没有油了，好几次把纸戳破但没留下笔画，让我对着亮处费力地猜读。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来就（救）我，快！快！快！”落款是“魁元小子（侄）”。我猜出了这几个字，问来人这是怎么回事。来人也说不清楚。他不认识魁什么元，只是今天获释之前，有人塞给他十块钱，请他送一个字条，就这么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这么难找，给他三十块也不会干的。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给了他五块钱才离开。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进去了。

    我又气又恼，如果魁元那家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破口大骂拳脚相加。不过事已至此，虱子上身甩不脱，我面子再要紧，也只得硬着头皮帮一把吧？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处，包括弄清楚省所与市所的区别，还有看守所与收容所与收审所的区别等等。在那一刻，所有在电话里回答我的熟人，都有点支支吾吾，好像电话这一头已经是不三不四的囚犯。他们对我的耐心解释也吞吞吐吐，似乎我隐下了重大案情，他们碍着情面也就不深问了。我还把他们当傻子呵？

    然后，我去单位上开具可能有用的证明，带上钱，带上雨衣，直奔风沙滚滚的郊外。因为摩托跑得太急，我在路上两次被交警拦住罚款，待找到拘留所，天已经黑下来，人家不办公了。我只得第二天再去，赔上很多笑脸和好话，拿出香烟敬献恩主，模仿各种方言向每一个大盖帽套近乎，这才获准挤过人群，进入办公室，与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说上了话。我总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这样的：在码头聚众赌博——虽说属于严打范围，考虑到他情节还不算太重，加上监房人满为患不堪拥挤，警方对这样的人也可作罚款处理。我对这最后四个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话连声道谢。

    我带去的钱不够，只好回家再取钱，总算替他交足罚款、生活费、教育资料费等等，把他领了出来。领人之前还有一个小小波折：大概是因为囚犯太多，登记有误，监管人员不知道他关入了哪个监仓。他们忙不过来，让我干等了两三个钟头，最后有些同情我，让我破例进入监区，一个个仓号自己去找。我看见两大排灰色的铁门一直排向远方，每张门上都有一个小小窗口，挤满了面孔，或者说，是从各个角度拼挤出的一个四方块，布满诸多眼睛，其紧密程度超过了刚出冰库的方形肉砖。我被这些眼光咬住，被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我从第一号仓开始，费力地要求每一块方形肉砖暂时分解一下，裂出一条缝，让我能朝**里大喊一声“胡魁元”，然后把耳朵凑上去，静听**里的动静。我听到了嗡嗡嗡的嘈杂声音，嗅到了尿和汗的酸臭，还有自己一次次失望——无人应答。

    二十几个窗口都喊过了，一直喊到我喉头开始裂痛之时，一声细弱的应答才从似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飘来，成了铁窗对我若有若无的耳语。我十分奇怪，每间仓号最多也就二三十个平方吧，如何声音来得这么远？如何像来自铁窗那边无限深远的另一个天地？

    “呵呵呵……”他好像被什么人掐住了喉管。

    他从警察那里领回了拉链失效的黑皮包，向警察说了很多痛改前非的话，就不再吭声了，怯怯地坐上摩托后座，偷偷打量我的眼色。一直跑了几公里之后，我才觉得身后这个人挪了挪脚，臭味被风吹散了一些。

    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站在门口不要动，不要坐，不要沾任何家具，立即脱衣进浴室，所有衣物也由我妻收成一大包塞进洗衣机。

    果不出所料，我妻已经发现了虱子和臭虫，还发现了衣上的血迹，在洗衣机那边惊叫起来。钻出浴室的魁元不好意思地咧咧嘴，一边梳头一边说：“镜子呢？”

    我指了指镜子的方位。

    “运气不好，这次进了个民主仓……”

    我没听懂。

    “不死也脱了层皮。”

    “什么民主仓？”

    “你不晓得民主仓？”

    “我没犯过法，怎么会知道？”

    “就是……就是……大家民主呵。”

    “什么意思？”

    “一民主就虱子臭虫多，就打架，就放血。”

    我还是没有听懂。

    他开始吃饭了。他说，在牢仓里最享福的是牢霸，一般来说，牢霸吃饭时有人打扇，有人献歌，有人递毛巾擦脸。饭菜来了首先也由牢霸挑着吃，当然是把肉片一类好东西挑着吃了。然后由牢霸下面的“四大金刚”或“八大金刚”吃，再挑一轮。最后留下的残汤剩饭，才是其他小人物的伙食。牢霸要睡觉了，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牢霸想看女犯了，窗口就由他一个人独占，还得有人在下面扛着他，让他爬到窗口的高度。有时候搭梯的人一扛就是两小时，累得两腿发抖，一直肿到脚跟。

    初来者不服还不行。根本不用牢霸动手，金刚们或者想晋升为金刚的人犯早就打你个半死。这叫先吃一通杀威棒。再不就搞一搞假揭发，他们拿一根钉子或一块刀片，向管教人员揭发你违反监规的罪行，害得你因此戴上脚镣或者脚枷，过得生不如死。有意思的是，他说牢霸虽毒辣，但凡有牢霸的仓，倒也让人活个安分，一般来说事事有领导，有安排，不会打群架，也比较干净卫生，比如毛巾挂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次一次二，让管教干部看得高兴。人犯最怕的是民主仓，牢霸还没产生出来，或者一个窝里两三个牢霸还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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