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画

容一切音乐，包括欢乐或豪壮的音乐，就变得十分费解了。

    我赞同我的古文教授。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马桥，想起了马桥的“怜相”，想起了兆青在一切高楼大厦面前忍不住的哭泣。中国的美总是在“哀”、“悲”、“怜”的方块字里流淌，于是，兆青的泪水总是在现代化的美景前抛洒。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

    《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做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

    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非马盐午莫属。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两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当时还是个在校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矮得没法上台，也没有工夫参加排练，但他躲在台后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无论正派、反派、生角、旦角，所有唱词他张口便有，台上人只需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个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夜空破云高飞，真让我大吃一惊。

    他唱完就跑回家了，消失在夜色里，以至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吹笛子拉胡琴都是他的一碗饭。要做个景片或做件戏装，他挠挠脑袋，好主意说有就有。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褪，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大不一样。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对弈。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我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凶劲和狠劲，简直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棋谱，约他再战一场，不料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工，躲得远远的，决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大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挑担的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遇过一回。后来有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开着药方。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据说在长乐街和县城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众人称道。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但马桥人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也一直很宽容。

    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上国家粮，眼看还要升官。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那家伙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哪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开的药方都没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那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思，还是有很多话可说。他们说决不是因为盐午的药方不好，只能怪乡下缺药，一个好方子配不齐药，能怪谁呢？能怪盐午么？要是乡下配药条件好一点，那娃崽的病肯定早好了，何须到县医院去挨针和挨刀？可怜他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连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结过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坐班房判徒刑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加。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去下村办事，发现公社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微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画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顾客敬烟，都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就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关系特别亲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笑之即跑腿，永远是一个乖崽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的大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活太累，回到马桥已是深夜，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一台闹钟坏了，请他去修理一下。他岂敢怠慢，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高崖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经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脚上，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蟥，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红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蟥，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全身血花花，吓得哇哇直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他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蟥吸得一干二净。何部长后来想起这事也有点后怕。

    他的优秀表现最终管不了什么用，既没能让他当上干部，也未能让他入团入党。有两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和其他干部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仅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是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的过场。

    我调去县里工作那年，听说县公安局还怀疑他写了反动标语，曾把他抓入大牢。反动标语是国庆节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就写在公社临时戏台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局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背景，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掩护之下做出反动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很合理，是迟早的事。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他还想反动？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在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方圆百里之内比来比去，不是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最有可能反动么？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与光荣远行去城里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当时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哩。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画得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倌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关于脖子这家伙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火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面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地主和富农，主要原因是那些人都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人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不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

    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察其中词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竟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干部和乡亲，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过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嘴是血，一度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来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肚去，就可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大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令人十分惊奇。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放藤

    黄藤是一种剧毒植物，女人要寻短，多是去坡上挖黄藤。男人如果要去河边积水缓流的浅湾毒杀鱼虾，一般也得使用这种东西。至于截一段黄藤打成三个结，插上一皮鸡毛或者淋上一碗鸡血，差人送给敌方，则是刀兵相见前的最后通牒。一旦到了这一步，意味着事态已经严重恶化，不送掉几条人命，问题就不大可能得到解决了。

    人们说，马桥人在民国初年给龙家滩放过一次藤。龙家滩有一个兴甲爹，有一天买回一头牛，路过亲戚家，进门去吃酒，牛就系在大门外。酒意到了七八分的时候，他听得门外牛叫，要一个娃崽到外面去看看。娃崽出去看了一下，回头说，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头黑牛，往他们的牛背上爬。兴甲爹很生气，说他的牛刚从街上买回来，哪里的畜生这样无聊？还没让人家歇匀一口气，就来强X？

    众人拥出门去，没见到黑牛的主人。兴甲爹的侄儿刚才多喝了一点，借着酒力，抄一把火叉猛戳过去，居然一下就直溜溜地插入黑牛的腿腋。畜生大叫一声，带着晃晃荡荡的火叉把子跑了。据说这一叉扎得太深，伤了心脏，牛跑回去当天还是死了。

    牛是马桥的。马桥第二天就差人送来了带鸡血的黄藤。

    一场械斗闹了十来天，马桥人没占到半点面子。龙家滩的彭家是一个大祠堂，串通了远近三十六个弓的彭姓人来扑寨，要一举铲平马桥。马桥人寡不敌众，绝境之下只得请来中人调解。调解的结果，马桥人不但没有讨还牛钱，还拆屋卖谷，赔给龙家滩一面铜锣，四头猪，六桌酒席，才把事情了结。去龙家滩赔礼的马桥代表敲着锣，四老四少一共八个，一律在头上扎着裤头，背上背着一束稻草，表示接受失败的羞耻。他们虽然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坛子和气酒，回到村里还是泪流满面，在祖宗牌位前一个个长跪不起，口口声声对不起先人，活着还有什么脸面？他们彻夜喝酒，喝红了眼，然后争着吞了黄藤。第二天早上，八具已经硬了的尸体抬出祠堂，全村男男女女呼天喊地一片哀嚎。我在几十年以后挖的野坟，据说有几座就是这些人的。兆青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后人绝的绝了，跑的跑了。兆青还说，放藤的那年正是荒年，死者生前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浆都不管饱，所以坟里现在长不出什么莴玮，是很自然的事情。

    坟地上歇工的时候，马桥的男人们瞥一瞥乱七八糟的尸骨，离得尽量远一点，目光还有些虚，纷纷要万玉喊几声。大概这也是壮胆的一种办法。万玉蜷曲在一个避风的土坎下，把冻得红红的鼻子揪了一把，甩了一把鼻涕，懒懒地唱了一节：

    四个兄弟四个角，

    手拿牛角各走各，

    五百年后叶归根，

    手掌手背打不脱。

    老大走了东南岭，

    老二过了西北坡，

    老三下了明珠海，

    老四渡了通天河。

    五百年后五百年，

    天天等到太阳落，

    四方大路空悠悠，

    兄弟何时角对角？

    ……

    放锅

    女子出嫁，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打水淘米，劈柴烧火，煮上一锅饭，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这叫做“放锅”，是结婚的同义词。放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人们告诉我，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动手动脚。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被复查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酒味刺鼻，人影绰约，笑语喧哗，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子，突然一声惊呼，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把我重重地拍向墙壁，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我从黑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才发现黑影是个人，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我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一声吆喝中，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

    第二天，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紧紧扎了六根裤带，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

    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很让人家看不起。村里有一个叫兆青的，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小里小气的，往喜酒里兑了水，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让客人们颇为不满。大家串通起来报复，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见她有意蹭上来也装作没看见，或者闪避而去。第二天新娘大哭大闹，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不管新娘同不同意，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背着就出门回家去。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看见锅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

    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

    宝气

    本义还有一个外号：“滴水佬”。取这个外号的是志煌。当时他在工地上吃饭，看见本义的筷子在碗边敲得脆响，目光从眼珠子里勾勾地伸出来，在肉碗里与其他人的筷子死死地纠缠厮打。志煌突然惊奇地说：“你如何口水洒洒地滴？”

    本义发现大家的目光盯着他，把自己的嘴抹了两下：“滴水么？”他抹去了一缕涎水，没有抹去胡碴子上的饭粒和油珠。

    志煌指着他大笑：“又滴了!”

    大家也笑。

    本义扯上袖口再抹一把，还没有抹干净，咕哝了一句，样子有点狼狈。等他重新操起碗筷的时候，发现眨眼之间，肉碗里已经空了。他忍不住朝周围的嘴巴一一看去，好像要用目光一路追踪那些肥肉坨子去了什么地方，落入了哪些可恶的肠胃。

    他后来对志煌颇有怨色：“吃饭就吃饭，你喊什么？害得我今天吃一顿卫生饭，肠子枯得要起火！”

    一般来说，本义并不是一个受不得取笑的人，公务之外，并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威严。碰到别人没大没小的一些话，有时只能装装耳聋——也确实有些聋。但他的听觉在这一天特别好，面子特别要紧，因为工地上还有外村人，有公社何部长和姚部长。志煌在这种场合强调他的口水，就是志煌的宝气了。他好歹是个书记，是个一队之长吧？

    “宝”是傻的意思，“宝气”就是傻气。志煌的宝气在马桥出了名。比如他不懂得要给干部让座，不懂得夯地如何做假，也不懂得女人每个月都有月经。他以前打自己的婆娘下手太狠，显得很宝气。后来婆娘离婚了，回娘家了，他时不时给那个梦婆送吃的和穿的，更显得宝气。天子岭上的三个石场，是他一钎一钎咬出来的。他打出来的岩头可以堆成山，都被人们买走和拉走，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什么时候一走神，还把这些岩头看成是他的，走到哪里一看到眼熟的石料，就有些恋恋不舍，临走还要朝它屙泡尿，搞得臊气冲天。就因为这一点，很多客户同他横竖说不通道理，对他屙尿的宝气无可奈何。只好恨恨地骂他——“煌宝”的名字就是这么骂出来的。

    他给一户人家洗磨子，就是把旧磨子翻新。闲谈时谈起唱戏，同主家看法不大一样，竟争吵得红了脸。东家说，你走你走，我的磨子不洗了。志煌收拾工具起身，走出门想起什么事，回来补上一句：“你不洗了不碍事，只是这副磨子不是你的。你刚才说错了话，明白不？”

    东家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志煌走出几步，还恨恨地回头：“晓得么？这磨子不是你的!”

    “未必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是我爹的。”

    他的意思是：磨子是他爹打的，就是他爹的。

    还有一次，有个双龙弓的人到石场来哭哭泣泣，说他死了个舅舅，没有钱下葬，只怕死不成了，求志煌赊他一块坟碑。志煌看他哭得可怜，说算了算了，赊什么？你拿去就是，保证你舅舅死得成。说完挑一块上好的青花石，给他錾了块碑，还搭上一副绳子，帮他抬下岭，送了一程。这个时候的石场早已收归集体。复查是生产队会计，发现他把石碑白白送人，一定要他追回钱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人情。两人大吵了一架。志煌黑着一张脸说：“岩头是老子炸的，老子破的，老子裁的，老子錾的，如何变成了队上的？岂有此理！”

    复查只好扣他的工分了事。

    志煌倒不在乎工分，任凭队干部去扣。他不在乎岩头以外的一切，那些东西不是出自他的手，就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想不出什么要在乎的道理。当年他同水水打离婚的时候，水水娘家来的人差不多把他家的东西搬光了，他也毫不在乎，看着人家搬，还给人家烧茶。他住在上村，不远处的坡上有一片好竹子。到了春天，竹根在地下乱窜，到处跑笋，有时冷不防在什么人的菜园子里、或者床下、或者猪栏里，冒出粗大的笋尖来。照一般的规矩，笋子跑到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志煌明白这一点，只是一做起来就有些记不住。他去菜园子里搭瓜棚的时候，看见园子里有一个陌生的人，大概是个过路客，一看见他就慌慌地跑。那人不熟路，放着大路不走偏往沟那边跳，志煌怎么喊也喊不住，眼睁睁地看着那人一脚踩空，落到深深的水沟里，半个身子陷入淤泥。一声大叫，那人的怀里滚出一个肥肥的笋子。

    显然是挖了志煌园子里的笋。志煌视若无睹，急急地赶上去，从腰后抽出柴刀，顺手砍断一棵小树，把树干的一端放下沟，让沟下的人抓住，慢慢地爬上沟来。

    过路客脸色惨白，看着志煌手里的刀，一身哆哆嗦嗦。见他没有什么动作，试探着往大路那边移动碎步。

    “喂，你的笋——”志煌大喝一声。

    那人差点摔了一跤。

    “你的笋子不要了？”

    他把笋子甩过去。

    那人从地上捡了笋子，呆呆地看着志煌，实在没有看出什么圈套和什么危险，这才疯也似的飞跑，一会儿就不见了。志煌看着那人的背影有些好笑，好一阵以后才有疑疑惑惑的表情。

    事后，村里人都笑志煌，笑他没捉到贼也就算了，还砍一棵树把贼救出沟来。更可笑的是，怕贼走了一趟空路，送都要把自家的东西送上前去。志煌对这些话眨眨眼，只是抽他的烟。

    宝气（续）

    我得再说一说志煌的“宝气”。

    我曾经看见他带着几个人去供销社做工，砌两间屋。待最后一片瓦落位，本义不知从哪里拱出来，检查功夫质量，踢一踢这里，拍一拍那里，突然沉下脸，硬说岩墙没砌平整，灰浆也吃少了，要剐去所有人的工分。

    志煌找他理论，说你怎么捏古造今？你懂个卵，我是岩匠，我还不晓得要吃好多灰浆才合适？

    本义冷笑一声：“是你当书记还是我当书记？是你煌醒子说话算数，还是我书记说话算数？”

    看来是存心跟志煌过不去了。

    旁人出来打圆场，扯开了志煌，对本义说好话。兆青还跟着书记的屁股转，一个劲地递烟丝，见他进茅房，就在茅房外面等。看他去了屠房，又在屠房外面等。总算看见他抽着一支烟从屠房里出来，总算陪着他把路边的黄瓜和辣椒视察了一番，还是没法让他的目光回转来，正眼看兆青一下。

    供销社敲钟吃饭了。本义兴冲冲地摩拳擦掌：“好，到黄主任屋里吃团鱼去。”

    简直掩饰不住扬眉吐气的快感。

    他还没走，刚落成的仓房那边突然发出咚的一声，响得有点不规不矩。有人匆匆来报信，说不得了，不得了哇，煌宝在那里拆屋啦。本义一怔，急忙打点精神赶过去，发现志煌那家伙确实发横，口里不干不净，一个人抄起流星锤朝墙基猛砸。

    新墙如豆腐。一块岩头已经翘出一头，另一块正在松动，粉渣稀稀拉拉往下泻。墙基要是空了，墙体还不全倒下来？旁边是供销社的老黄，怎么也拉不住他的手。老黄看见了本义：“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呢？砌得好好的拆什么？你们不心疼你们的劳力，我还心疼我的砖哩。四分钱一口砖你晓不晓呵？”

    本义咳了一声，宣告他的到场。

    煌宝不明白咳嗽的意思，或者是不愿明白咳嗽的意思。

    “煌拐子!”

    志煌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

    “你发什么宝气!”本义的脸红到了颈根，“拆不拆，也要等干部研究了再说。这里哪有你的话份？回去，你们通通跟我回去!”

    志煌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液，又操起了岩锤。“岩头是我在岭上打的，是我车子推来的，是我砌上墙的。我拆我的岩头，碍你什么事了？”

    一说到岩头，谁也不可能同志煌把道理说清了，也不可能阻挡他瞪眼睛了。仲琪上前给书记帮腔：“煌伢子，话不能这样说，岩头不是供销社的，也不是你的。你是队上的人，你打的岩头就是队上的。”

    “这是哪来的道理？他滴水佬倌也是队上的，他的婆娘也成了队上的，是人都睡得，是不是？”

    大家偷偷笑。

    本义更加气得没话好说，滑出位置的下巴好一阵才拉了回原处。“好，你砸，砸得好，砸得好！老子，今天不光要扣你们的工分，还要罚得你们喊痛。不跟你们一二一，你们不晓得钉子是铁打的，猪婆是地上跑的。”

    听说要罚，形势开始逆转，好几个民工都变了脸色，上前去把志煌拖的拖，拦的拦。有的则往他手里塞烟丝。

    “何必呢？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你莫害了别个。”

    “剐工分就剐工分，你拆什么屋呵？”

    “这墙我也有一份，你说砸就砸么？”

    ……

    志煌气力大，肩膀左右一摆，把两旁的人都甩开了。“放心，我只要我的岩头，你们的我碰都不碰。”

    这实际上是废话。他今天砌的是岩石，统统充当墙基。要是把下面都掏了，上面的墙还可以悬在空中不成？

    本义一扬手往远处走了。不过，跟着他屁股后头而去的兆青很快就跑来，笑眯眯地说，本义已经转了弯，说工分一分不剐，暂时不剐，以后再算账。大家一脸的紧张才松弛下来。见煌宝停了锤，七手八脚把他刚砸下来的岩头补回去。

    回村的路上，好多人争着帮志煌提工具篮子，说今天要不是煌宝在场，大家不都被滴水老倌活活地收拾了？不成了砧板上的肉？他们前呼后拥地拍志煌的马屁，“煌宝”前“煌宝”后地叫个不停。在我看来，此刻的“宝”字已没有贬义，已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宝贵。

    泡皮（以及其他）

    进入九十年代的马桥，流行着很多新词，使用频度很高：“电视”、“涂料”、“减肥”、“操作”、“倪萍”、“劲舞”、“一○七国道”、“生猛”、“彩票”、“砌长城（麻将）”、“打屁车（摩托）”、“提篮子（当中介人）”等等。还有些老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大用了，现在又纷纷出笼卷土重来。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误以为是一些新词。比如：

    做脱——即杀人，原是红帮用词。

    了难——这个词其实也是红帮的用词，多用在官司方面，后逐渐流行于江湖，词义范围越来越广，泛指一切解决问题和了却困难的行为。报纸上也用这个词了，比方出现过《靠改革了难》的新闻标题。

    牛头——意指权威的调停人和仲裁人，一般由年纪最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担任。牛头不是由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官方任命，谁来当牛头，得靠众人在相当时间内自然形成的约定。

    草鞋钱——以前是指办公差的人远道而来，办完公差后向当事人索要的一种小费。这个词八十年代末期重新出现以后，词义基本没有变，只是现在的草鞋钱，多数给一些穿皮鞋或胶鞋的干部、治安队员、报喜或报丧的热心人等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谷米的方式支付。

    泡皮——意指懒汉和无赖，即普通话中的“泼皮”，只是缺少“泼赖”、“泼悍”一类用词中隐含的凶顽之义，更多一些卑微、怯懦、奉承巴结的所指，接近“泡”的虚质和柔质。

    ……

    我从魁元嘴里听到了“泡皮”这个词。其实，魁元自己身上就有这样一股泡皮气。在我家的客厅里，一旦我正色指斥他的懒惰，他立刻鸡啄米似的点头，一连串的是是是。他甚至目无定睛手足无措，百般讨好地附和我。我说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一天要劳动十来个小时；他说哪止十个小时呢，起码在十五个小时，两头不见天的。是不是？我说即便在农村，同样有前途的，只要肯钻研和肯劳动，养鸡，养鱼，养猪，都有当万元户的；他说哪止万元户呢，有的还当了董事长，公司都办到国外去了，电视里的报道你未必没有看见么？

    他附和得过了头，反过来质问我。

    总之，他只差没有打自己的嘴巴，只差没有愤怒高呼打倒自己消灭自己的口号，忙不迭地收拾自己刚才晾晒出来的短裤和袜子，塞进拉链已经坏了的黑皮包，向我讨要一根红塑料带子，再把黑皮包紧紧地捆了几圈。他脱下我借给他的衬衣，说今天晚上就走，就回去，码头上最后一班船还是可以赶得上的。

    他连茶都没有喝。

    已经是深夜了。我突然觉得他慌慌逃窜的样子有些让人不忍。他其实不必连夜就往回赶，也不必把我的衬衣还给我，至少——他可以把一杯茶喝完再走。

    “你们也不必这么急。既然来了，就算没找到活干，玩两天再走也好，难得来一次么……”我的口气缓和许多。

    “耍了，耍够了。”

    “明天吃了早饭再走不行？”

    “反正是要走的，晚上走凉快。”

    他和同来的那个后生争分夺秒，一刻也不耽搁，要赶回乡下去。他们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对自己能不能识路，能不能找到公共汽车，能不能赶上最后一班船，万一误了船如何度过这个长夜，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们只是被我的责备吓住了，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急匆匆往下跳。当我送他们下楼，打算去找朋友借车送客，他们远远地叫喊了几声，然后遁入黑夜，一转眼就无影无踪。